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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规范，苏轼和张居正是儒家的尊崇者。
如此评价扶苏，可见苏轼和张居正都是把扶苏当为信仰儒家的人来看待的。
从儒家的忠孝两个角度看，扶苏的做法便完全可以理解。
扶苏既是秦始皇之子，也是秦始皇之臣，即所谓“儿臣”，“父皇”令“儿臣”死，“儿臣”焉有怀疑圣旨真假的道理？
其实，扶苏与秦始皇的矛盾，可以概括为儒家与法家的矛盾。
秦自秦孝公以来，其政治文化体系中，已经将法家观念融入了骨髓。
无论是秦惠文王、秦昭襄王还是秦始皇，治国方式虽各有特点，却从未背离法家治国的根本。
正因秦国一直坚持前代“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的治国理念，秦国才做到了号令统一，令出如山，拥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执行力，在与列国争锋的过程中优势尽显。
秦始皇一直延续商鞅变法后的政治体系，坚持以法家治国的政治理念，而扶苏却带有儒家倾向的思想。
这就不得不谈谈“焚书坑儒”了。《史记》当中曾记载了一件事——公元前212年，侯生和卢生两位方土非但没有为秦始皇求取仙药，还私自逃跑，背后诽谤秦始皇。
不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竟然还诽谤当朝天子，欺君之罪、大不敬之罪并罚！
于是秦始皇大怒，下令将460个方土、儒生坑杀。
扶苏一看，当即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
面对这群胆敢忤逆天子、已经与“法”水火不容的方土儒生，扶苏竟然主张对他们网开一面。
虽然扶苏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不可违背“法”的秦国中，这就是不对的！
扶苏若做了皇帝，今天可以为了稳定土子之心对他们心软，明天难道就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违背法治吗？
其实，在华榕的猜测中，这也是秦始皇将扶苏贬去下郡的原因之一。
笃信法家的秦始皇决然不会同意放弃依法治国的思想，也不会把政权交给可能更改几代秦王奉行的治国方针的继承人。
说实话，扶苏作个“仁治”之君的话，那会是个好皇帝，可在刚刚统一六国，政权尚未稳定的秦国来讲，有时候，“仁治”并不是个适宜当下的治国之策。
甚至这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使一个好好的国家，不仅没能更加强盛，反而逐渐衰弱。
综上，扶苏就是仁厚过了头，没能真正明白百姓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不懂得因时制宜，只知道贯彻倾向于儒家的思想来行动。
生于统治者阶级，失败便是“死”之一字，所以喽，扶苏遗憾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