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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退居孤岛。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他们离开大陆越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凭良心说，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受过伤，吃过苦，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到年龄退伍以后，他们一般都住进了“荣民之家”，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如果是当官的，还要多一些。按理说，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困难了，可是他们精神上却十分空虚。你想，孤零零的一个人，既没有家眷，也没有子女，更没有任何亲戚，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板凳，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感到厌倦。白天还好过一些，到了夜晚，谁都会感到异常寂寞。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情实在无法排遣。
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子，吃过弹片，身体有伤病，行动很不方便。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台北的西门町。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吃点心，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去歌舞厅听歌，捧歌星，认干女儿，“吃豆腐”。他们并不吝惜钱，打仗的时候连性命都不吝惜，干吗把钱看得那么重？简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才算心甘。
这，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歌星在舞台上演出，一曲《我的家在大陆》，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一首《苦酒满杯》，让老兵们热泪盈眶。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总是让老兵们感慨万分。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情绪太波动，对社会的安定不利，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苦酒满杯》、《三年》等好多首歌曲，不准演唱。
但即使如此，西门町依然红火，而且不断地流行“红包场”。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是献上一束鲜花，演出结束时，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花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还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全盛时期，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谁能计算得出吞掉了“荣军”们多少红包？
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做主持，或者是演出滑稽节目。老板给他很高的报酬。与歌星们不同的是，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也可以收到红包。于是他口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有时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
坦率地说，在这段时间内，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跳加快的人。
有一次，在台北演出，他住在统一饭店，有一位柜台小姐吴美惠对他的印象很好，看见他进门就热情地招呼，需要做的事情都为他安排得很妥贴，让人心里感到十分舒服。
显然她已经超出了为一般客人服务的水准。
崔百岁从别人的口中打听到，她是基隆人，目前独身，不知道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结过婚。但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长得十分讨人喜欢。
一来二往，两人就熟悉了。
感情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崔百岁的预料，没有多久，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谈。崔百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坦率地将自己的几次失败的婚姻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美惠。
美惠听罢，沉默了好久。心里想，这个崔百岁虽然是个四处跑码头的艺员，为人却很坦诚，很风趣，演技也很高。假如与他生活在一起，一定是整天都会有笑声的。尽管他以前的路走得不太顺当，可是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并不影响以后怎么过日子。只是……只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妈妈，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儿子，她倒是暗暗担心年幼的儿子会成为两人感情之间的阻碍。
崔百岁了解美惠的心思，十分真诚地对美惠说：
“我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什么也没有。你有一个儿子，真是太好了。美惠，你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儿子吗？我结了三次婚，没有一个儿子，现在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啊！我们崔家已经是七代单传啦……”
这时他才知道，美惠的儿子是一个私生子，生出来以后从来没有报过户口。崔百岁与她谈婚论嫁时，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给这个私生子报上了户口。
从心底里说，他非常渴望有一个儿子，让崔家的香火续下去。这是父亲临终前未了的心愿。现在美惠带了一个儿子过来，而且愿意把他改姓崔，实在是太好了。
他与美惠商量，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崔升东。
美惠确实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不仅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帮助崔百岁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十分孝顺婆婆。父亲故世后，崔百岁发觉自己一年到头忙于演出，在台湾各地到处奔波，对母亲照顾得太少太少，心里总是感到非常歉疚。母亲一年比一年老去，身体也越来越差，崔百岁将她接过来，和自己住在一起。他原本有一些担心，怕美惠与她难以相处，谁知美惠在生活上处处想着母亲，照顾得比他还周到，婆媳之间显得十分和谐。
仅在这一点上，崔百岁对美惠就非常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