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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孙殿英又将目光对准了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
七天七夜之后，孙殿英部满载而归。
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
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据故宫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记载，慈禧地宫内的随葬品大致可分为生前和死后两类。
《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而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则更为奢侈。
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中所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做出了详尽的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上看，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世所罕见。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此行的巨大收获。
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
据张交待，他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
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
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
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
孙殿英这次算是发大发了！
是福是祸？(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