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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寺塔同其靡费者，时为造像。时虽亦有泥像，而用铜者殊多。晋恭帝造丈六金像，已见前。宋文帝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像，事见《魏书·胡叟传》。《释老志》：高宗兴光元年，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其靡金之多，殊可惊骇。又有玉、石像。齐武帝有显阳殿玉像，已见前。《释老志》：高宗复佛法之岁，诏有司铸石像，令如帝身。又尝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世宗迎置洛滨之报德寺，躬观致敬。其尤侈者则为石窟。高宗以昙曜言，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在后营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即今所谓云冈、伊阙石窟也。（云冈，在今大同、左云之间。伊阙，俗名龙门，在洛阳南。石窟雕像，本放印度，尚有在他处者。如敦煌之莫高窟，亦其一也，特皆不如此之弘丽耳。南朝亦有石窟，在今首都东北摄山，俗称栖霞山，为齐、梁两朝所造。郑鹤声、向达有《摄山佛教石刻小纪》，见《东方杂志》二十三卷八期。云：佛龛凡二百九十四，佛像凡五百十五，即有遗误，相去当不甚远。）论者徒美其雕饰之奇伟，谁复念其所费民力之多邪？《魏书·灵徵志》：大和十九年，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晋恭帝法成所造金像，皆长丈六，魏珉玉像亦然。《魏书·崔挺传》云：光州故吏闻其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此盖减其长之半？然则当时佛像，殆有定制，袁宏《汉纪》云佛长丈六尺，盖即因其造像而附会也。然则此丈八或丈六之讹。袁宏《汉纪》引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北齐书·循吏·苏琼传》：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可见地方佛像，亦多而且大。《灵徵志》又云：永安三年，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头上生白豪四，一颊旁生黑豪一，此像较小，然可见民家亦有铜像也。《南史》、《梁本纪》：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三年，五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则又有以金银为之者。
造像、建寺而外，靡财之事如设斋会等尚多。（如胡国珍之死，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其所费必甚巨。梁武以贺琛陈事，盛气口授敕责之，曰：“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吾谁欺，欺天乎？不特朝廷，即民间为斋会者，合聚饮食，所费亦必不少也。参看下引郑子饶事。）当时之人，有极俭啬，而于奉佛则无所吝者。《晋书·何充传》云：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匮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宋书·宗室传》云：临川王义庆，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惟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有是蔽者盖甚多。此犹靡财而已，甚有因奉佛而坏法乱纪者，如张畅子淹，为东阳大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张彝除秦州刺史，为国造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为治如此，尚复成何事体邪？
百姓之苦如此，而僧尼则有甚富者。宋文北讨，换取僧尼资财，（见第八章第七节。）颖胄起兵，亦资下方黄铁，（见第二十章第五节。）侯景兵至，梁摄诸寺藏钱，（见《魏书·岛夷传》。）皆可见其储藏之富。平时既资借贷，凶饥或助振施，（见第十九章第五节。）佞佛者或且以为有益于民，然观僧祇、佛图户粟之所为，不亦所与者少，所取者多，藉振贷之名，行诛求之实乎？（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王僧达劫竺法瑶，得数百万，（《宋书》本传。）亦所谓多藏者必厚亡邪？
佛事之有害于民如此，故其限制，乃随其兴盛以俱来。《晋书·艺术传》言：百姓以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百辟卿士，逮于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祠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此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非必为佛图澄也。南朝论此者，以宋周朗、梁郭祖琛为最切。（朗欲申严佛律，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祖琛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其论亡失户口，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又齐明帝即位，张欣泰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见《齐书》本传。）其禁令，亦宋文帝时即有之。《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请“自今已后，有欲铸铜象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塔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汏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精加沙汏。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律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齐武帝临终顾命，于佛可谓惓惓，然亦云：“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盖诚有所不得已也。北朝禁令，具见《魏书·释老志》。云：世祖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高宗复佛法诏云：“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自正光至大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大和十年，冬，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徼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兴平二年，春，灵大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达旨论。大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己，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隣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疑当作二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也。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此出家之限制也。其僧尼自外国来者，世宗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任。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其造寺者，惠深言：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诏从之。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都城制》云：城内惟拟一永宁寺地，郭内惟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亦然。如巨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工，事可改立者，请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他买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元象元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聿来迁邺，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居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居之宅，擅立为寺。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此造寺之制限也。然亦成具文，略计魏末之寺，凡三万有余云。
管理僧众之官：南朝有僧正，其制始自姚兴，以僧为之，见《高僧传》。魏大祖以法果为道人统。高宗复佛法，以师贤为之。和平初，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参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大和十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世宗诏众僧犯杀人已上罪，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北史·崔暹传》：僧尼猥滥，暹奏设科条篇为沙门法，上为昭玄都以检约之。）皆见《魏书·释老志》。州有统，郡、县皆有维那，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
佛教流传之广，其说轮回，实为一大原因。盖人不能无求报之心，而祸福之来，必不能如世人所责望者之径直。则惩劝之说，有时而穷。故挚虞病“道长世短，祸福舛错，使怵迫之人，不知所守，或迷或放”，慧琳作《均善论》，亦病周、孔为教，止及一世也。（见《宋书·夷蛮传》。）《晋书·羊祜传》云：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镮。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祜时佛教盛行未久，而已有此说，足见其流行之速矣。（言轮回之事见于正史者尚多。如《晋书·艺术传》言鲍靓为曲阳李家儿托生，《南史·梁元帝纪》言帝为眇目僧托生，《北史·李崇传》言李庶托生为刘氏女是也。此特举其最早者耳。）欲言报应，必有受报之体。佛说无我，又说轮回，陈义虽高，终非恒情所能喻。故当时信佛者多主神不灭，而怵于迷信之弊者，则主神灭。范缜作《神灭论》，谓“浮屠病政，桑门蠹俗”，皆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以致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利穷匮。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欲使人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来也不御，去也不追”，此志也。然刘歊作《革终论》，谓：“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虽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实主神不灭之说者，而又谓：“神已去此，馆何用存？神已适彼，祭何所祭？”《颜氏家训·终制篇》亦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求诸内典则无益，杀生为之，翻增罪累。”则即主神不灭之说者，亦未尝不可澹泊自将，不当因此转增贪欲也。然能如是者寡矣。（轮回之说，为众所乐道者，畏怖贪欲之心中之耳。《晋书·王湛传》：湛孙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晋恭帝不肯自杀，虑不能得人身。宋彭城王义康亦然。皆畏怖之念为之也。《宋书·文五王传》：大宗尝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然则当时佛徒，曾有愿生王家之说。此则为贪欲所中矣。卒之如隋越王侗，将死，焚香礼佛，咒曰：“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哀哉！然贪欲者虽说轮回，仍斤斤于见世。《魏书·卢景裕传》：谓其为邢摩纳所逼，起兵以应元宝炬，兵败系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此说今俗犹传之。晋、南北朝时尤盛。《晋书·苻丕载记》：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宋书·主玄谟传》：玄谟围滑台，奔退，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乃止。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将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皆是物也。王恭临刑犹诵佛经，王奂闻黄瑶起兵入，还内礼佛，得毋临命之际，犹有所冀辛邪？）
无识者之奉佛，则多出于迷信。高僧之见于正史者，佛图澄，鸠摩罗什，僧陟，昙曜，惠始，惠香，灵远，惠丰，（《晋书·北史·艺术传》、《魏书·释老志》。）其事迹无不矜奇吊诡者。甚至如宝志者，齐武帝曾忿其惑众，收付建康狱，而俗犹盛传其前知之事，（《梁书·何敬容传》，载其前知敬容败于河东王。《南史·梁武帝纪》，载其前知同泰寺之灾。《贼臣传》载其前知侯景败于三湘。甚至《隋书·律历志》云：开皇官尺，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大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夫周、隋二祖，宁不知其不足信？然犹争欲当之者，以流俗信此等说，顺之可以惑众，抑此说即为所造，亦未可知也。《宋书·符瑞志》、《齐书·祥瑞志》，亦多以前知托诸僧众，盖自佛教行而矫诬之徒，又得一凭藉矣。）梁武帝亦敬事之，《南史》仍列诸《隐逸传》，足见其时奉佛者之为何等矣。然能知高义者，亦自不乏。夫泥其迹则主奴之见深，探其原则筌蹄之义显，是以当时明哲之士，多能和会三教。慧琳，道人也，作《均善论》，设为白学先生与黑学道士相难，初无左袒佛教之意。旧僧至谓其贬斥释教，欲加摈斥。（《宋书·夷蛮传》。）顾欢，道士之辟佛者也，亦不过谓佛、老立说，各因其俗，譬诸舟车，各有其用。且谓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道有文质，二者可以并行焉。其时又有孟景翼者，为道士。文惠大子召入玄圃，竟陵王子良使之礼佛，不肯。然所作《正一论》，亦云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至于张融，则竟谓道之与佛，区极无二矣。（皆见《齐书·高逸传》。）卫元嵩上书周武，启废佛之端，然《旧唐书·经籍志》载其《齐三教论》一卷，则其所恶者，亦僧徒之猥滥耳。此以释道二家言也。至如儒家：则徐勉以谓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梁书》本传。）王褒谓儒道释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梁书·王规传》。）韦夐谓其迹似有深浅，其理殆无等级。（《周书》本传。）即李士谦谓佛日、道月、儒五星，（《北史·李孝伯传》。）虽有轩轾，仍非水火。其时释家多通儒、道二家之义。如慧琳、慧始，皆尝注《孝经》，琳与慧严，又皆注《道德经》，僧智解《论语》，慧观作《老子义疏》是。（皆见《隋书·经籍志》。）周续之、雷次宗，皆名儒也，而皆入庐山事慧远。（《宋书·隐逸传》。）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沉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则合三家成通学矣。《魏书·高谦之传》云：凉国盛事佛道，谦之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夫儒、道亦九流之一耳，此不足为贬辞也。《李孝伯传》：兄孙玚，以民多绝户为沙门，上书言之，有“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之语。沙门统僧暹等以为谤毁佛法，泣诉于灵大后，大后责之。玚自理曰：“人死曰鬼，《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佛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亦如实之辞，非强辩也。匪特学者如是，即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亦然。《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迁镇广陵，发民治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将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狂悖，杀之。此人盖有心疾，然其论，则后世下流社会中杂糅三教之论也。《齐书·祥瑞志》言：永明三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一纸，云：“从兜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其糅合释、道，更可发一噱。此固造作之辞，然造作者之见解，即其时流俗之见解也。《晋书·隐逸传》：鲍靓，东海人，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此明为佛说，而又云：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尝见仙人授道诀，百余岁卒。陶弘景，道家之巨擘也，而云：“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居之不疑，在邦必闻之徒，其为道、为佛，亦不可究诘矣。此周武帝所由欲和会三教，自立皇极欤？
辟佛者多以其出自外国为言。王度及魏大武诏即如此。《晋书·蔡谟传》：彭城王纮上言：乐贤堂有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成帝下其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其意亦与此同。苻坚命道安同辇，权翼谓毁形贱士，不宜参秽乘舆。宋文帝召见慧琳，常升独榻，颜延之方之同子参乘。毁形者天竺之法，亦恶其来自外国也。张敷为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文帝令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宋书》敷自有传，又附见其父邵传中，皆载此事。）梁武帝锐意释氏，天下从风，而韦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此特士大夫之骄矜。即李安民奉佛法，不以轭下牛祀项羽神，（见上节。）亦恶其为淫祀故耳。要之当时不奉佛者，皆非不足其教义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僧人多有术艺。故周朗上疏，谓其假医术，托卜数。沙门知医，已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台城之陷，贺琛被创未死，贼舆送庄严寺疗之，则当时佛寺，必有以医疗为务者。沈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此则沙门明于卜筮之征也。不特此也，《魏书·山伟传》言伟与袁昇李延孝、李奂、王延业等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昇等皆于河阴遇害。《术艺传》言：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诚其勿为吏部官。由是世宗时或欲令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竟遇害。《北史·艺术传》云：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则沙门又多通相法者。此等不过取信流俗，便于传布其教。乃若关康之，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南史·隐逸传》。《宋书》无算字，盖夺。）魏九家历，沙门统道融居其一。（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魏书·术艺传》载殷绍上《四序堪舆表》云：初就大儒成公兴学算。公兴将之求沙门释昙影，昙影又将之求道人法穆，从之学者四年。则沙门之于算法，多有深造。慕容宝参合之役，支昙猛劝早为备，拓跋焘之围县瓠，毁浮图，取金像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宋书·文九王传》。）则其人并有通于兵、阴阳、技巧之学者矣。《隋书·经籍志》所载，音乐、小学、地理、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诸门，皆有沙门撰著，而天文、历数、医方，传自天竺者尤多，当时胡僧，几如近世之基督教士，赍学艺以俱来矣。
僧人多有才学，故颇有参与政事者。宋庐陵王义真，尝云得志之日，以慧琳为豫州都督。（《宋书·武三王传》。）元嘉中，琳遂参权要。宾客辐凑，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夷蛮传》。）而义康谋叛，法略道人法静尼，亦并与其事。齐世则有杨法持。元徽中，宣传密谋，后遂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县男。（《齐书·幸臣传》。）北齐神武之臣有潘相乐，本作道人。神武自发晋阳，至克潼关，凡四十启而魏帝不答，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四门，《北史》作沙门，盖是？文宣尝命亲奉神武音旨者，条录封上，中有沙门，（见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可见沙门多参谋议也。《晋书·载记》：沙门吴进言于石季龙曰：“胡运将衰，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姚襄之败，沙门智通劝其无战。慕容德之据广固，谋及沙门朗公。更观慕容宝之有支昙猛，沮渠蒙逊之有昙无谶。而知五胡之主，谋及沙门者，亦不乏矣。
凡藉宗教以资扇惑者，其所说教义，所立教条，不必皆其教之真谛也。特就众所共知共信者，附会为说而已。洪秀全之于基督教，其显而易见者也。佛教之为豪桀所资亦如是。《晋书·石季龙载记》云：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大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扬。游于鄂县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诳惑。京兆樊经、竺龙、（此人盖亦道人，故以竺为姓。）严湛、谢乐子等聚党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扬称大皇帝，建元曰龙兴。此为藉佛教以图作乱，见于记载最早者。其后此等事迄不绝。宋文帝元嘉九年益州之乱，五城人帛氐奴等奉道人程道养为主，诈称晋宗室司马飞龙。（见《宋书·刘粹传》。）二十八年，又有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宗室近属，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应之。（《萧思话传》。）孝武帝大明二年，先是有南彭城蕃县人高阇，沙门释道方等，共相诳惑。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大宰府将等，谋攻宫门，掩大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事发，党与死者数百人。（《王僧达传》。《夷蛮传》云：阇为羌人，已见前。）此甚似清世林清之变矣。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建康莲花寺道人释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齐书·王玄载传》。）梁武帝时，有沙门僧强，自称为帝，攻陷北徐州。（《梁书·陈庆之传》。）此皆在南朝者。其在北朝，则《魏书·本纪》所载：太祖天兴五年，有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众据常山之行唐。高祖建兴三年，十二月，有沙门慧隐谋反。大和五年，有沙门法秀谋反。十四年，有沙门司马惠御谋破平原郡。世宗永平二年，有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三年，二月，有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延昌三年，十一月，有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四年，六月，沙门法庆反于冀州，自称大乘。九月，元遥破斩之。及渠帅百余人，传首京师。延平二年，正月，其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法庆与法秀，声势最为浩大。《苟颓传》云：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大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社获安，卿之功也。”亦释道方之类也。《恩幸·王叡传》云：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叡曰：“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疑赦。”高祖从之。得免者千余人。其徒党可谓甚广。据《崔玄伯传》，是役也，崔道固兄子僧祐与焉。又《阉官传》：平季父雅，亦与于此役，季以此坐腐形，而雅实为州秀才，则士大夫亦有与其事者。《齐书·魏虏传》云：虏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脱，虏穿其颈骨，使咒之曰：“若复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其遇汉人之酷如此。大乘之变，据《魏书·元遥传》云：法庆为妖幻，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惟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冀州）萧宝夤遣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殁，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象，云新佛出世，除去恶魔。其好杀颇类孙恩，未知何故？或亦深疾末俗之恶，而思有所袪除欤？而亦兼及僧尼，又可见是时僧尼为众所疾视之甚也。《张彝传》云：元遥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彝子始均，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用息徼幸，此又可见虏视汉人如草芥矣。（大乘事迹，又见《宇文福》、《高允》、《萧宝夤》、《裴叔业》、《李叔虎》、《酷吏·谷楷》、《阉官·封津》、及《北齐书·封隆之传》中。）《北齐书·皮景和传》云：吴明彻寇淮南，景和率众拒之。有阳平人郑子饶，诈依佛道，设斋会，用米面不多，供赡甚广。密从地藏，渐出饼饭，愚人以为神力，见信于魏、卫之间。将为逆乱，谋泄，掩讨漏逸，乃潜渡河，聚众数千，自号长乐王。已破乘氏县，又欲袭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骑数百击破之，生禽子饶送京师，烹之。《魏书·卢玄传》：高祖议伐萧赜，玄子渊表曰：“臣闻流言：关右之民，比年以来，设为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土之心，莫此为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子饶之所为，则所谓设为斋会者也。显谤朝廷于众坐之中，可见其非不知政治。然则所谓假称豪贵者，果编氓假称之欤？抑实有豪贵，参与其事也？能为地道，多出饼饭，其人亦非瓮牖绳枢之子矣。《源贺传》：贺出为冀州刺史，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逸士传》：冯亮居嵩高，与僧徒禅诵为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亮亦被执赴尚书省，诏特免雪。亮遂不敢还山，寓居景明寺，久之乃还山室。沙门之易与乱事相连如此。异族窃据之际，有心人欲谋光复往往藉宗教为结合之资。自胡元荐居，白莲会声势始大，明代稍微，及清又盛。虽三合会亦自托于少林寺僧。合第八章第五节观之，而知元魏时佛徒之称兵者，必有民族义士，厕身其间矣。然附从之者，究以所谓豪杰之徒为多，故其宗旨不能尽纯，久之或且寖忘其本。此观于近世白莲、三合之徒之数典忘祖而可知也。昙洛椎埋发墓，（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天恩横行闾肆，（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皆可想见僧徒中有何等人。此高宗之复佛法，所以必限欲为沙门者，出于良家，无诸嫌秽欤，《释老志》：高祖延兴二年，四月，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世宗永平二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有不安寺舍，游行民间者，脱服还民。皆惧其为黄巾赤眉之祸也。然藉资宗教，思教养其民以相保者，亦自有之。《北齐书·陆法和传》云：不知何许人也。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与苦行沙门同。耆老自幼见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测也。或谓自出嵩高，循游遐迩。侯景遣任约击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夷弟子八百人。湘东遣胡僧祐领千人与同行。至赤沙湖，武陵王纪兵来。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以为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数千人，通呼为弟子。惟以道术为化，不以法狱加人。（市不立丞，见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天保六年，清河王岳进军临江，法和举州入齐。文宣以为荆州刺史。梁将侯瑱，来逼江夏，齐军弃城而退。法和入朝。诣阙通名，不称官爵，不称臣，但云荆山居士。以官所赐宅营佛寺。自居一房，与凡人无异焉。案法和所用者蛮众，史又言其语带蛮音，盖久习于蛮者。其所为则甚似张鲁，以是时佛教盛行，故自托于佛耳，此固无教不可托也。<script>chapter1();</sc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