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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一节 元帝东渡
惠末大乱，怀、愍崎岖北方，卒无所就，而元帝立国江东，遂获更衍百年之祚，此盖自初平以来，久经丧乱，民力凋敝，朝廷纪纲，亦极颓败，其力不复能戡定北方，而仅足退守南方以自保，大势所趋，非一人一事之咎也。元帝名睿，为宣帝曾孙。嗣为琅邪王。东海王越收兵下邳，使帝监徐州诸军事。俄督扬州。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移镇建业。周馥表请迁都，帝受东海王越之命，击走之。皆已见第三章第四节。及怀帝蒙尘，司空荀藩，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轶不从。轶，歆之曾孙。东海王越牧兖州，引为留府长史。永嘉中，历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然轶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扬州刺史治寿春，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洛京尚存，不能只承元帝教命。元帝遣周访屯彭泽以备轶。（彭泽，汉县，吴置郡，在今江西湖口县东。访过姑熟。城名，今安徽当涂县。）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访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诚，而不欲录录受人控御，顷来纷纭，粗有嫌隙，今又无故以兵守其门，将成其衅。吾当屯寻阳故县，（汉寻阳县，在今湖北黄梅县北。晋置郡，治柴桑，即今江西九江县，始移于江南。）既在江西，可以捍御北方，又无嫌于相逼也。”初陈敏之乱，刘弘以陶侃为江夏大守。（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后以母忧去职。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以侃兄子臻为参军。臻恐难作，托疾而归。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元帝。帝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侃乃与轶绝。及元帝承制，改易长史，轶又不从命。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讨之。前江州刺史卫展，不为轶所礼，心常鞅鞅。至是，与豫章大守周广为内应，潜军袭轶。轶众溃，奔于安城。（见第三章第九节。）追斩之，及其五子，传首建业。愍帝即位，加帝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已见第三章第五节。建兴五年，二月，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遗诏，使帝摄万几。三月，即晋王位，改元建武。明年，（建兴六年，元帝大兴元年。）愍帝崩问至，乃即帝位。
晋元帝（276—322），即司马睿，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于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
《王导传》云：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帝亦雅相亲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哉？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厉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士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史言“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沉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深沉有余，雄略不足，是则元帝之为人也。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问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合。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以建国之规模一定，后来者非有大才，往往不易更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