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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以嗜杀、可以暴虐，但绝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历代皇帝谥号，无一例外地都加进了一个“孝”字，足见连皇帝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疏忽半点，更何况李曜这个还不是皇帝的区区朝廷宰执？
当初他还是“李五郎”时，被那对兄弟逼成那样，只因为老父帮着他们，就不得不处处忍让，最终含冤断情，何也？不敢对抗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儿女的习惯，动不动就顶嘴，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发脾气、摔东西，在古时只怕早就被官府处理，然后被街坊邻里当作反面教材反复宣传了。
因此李曜一说这话，就算王抟再怎么觉得危险，觉得不该去，也无法再劝，偏殿中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怪异。
刘崇望人老成精，见状便出来插了一嘴，道：“大王，某执掌度支，近来有一事为难，想请大王指点。”
李曜略微好奇，刘崇望这位老相公对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过去在自己面前说话虽然客气，但却很少这般，简直有些低声下气了，不知今日却是为何？当下便道：“岂敢，岂敢，阁老有话但说无妨。”
刘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为朝廷兵马，当由朝廷出资养兵，然则，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万余众，乃是过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枢以来，固然收支渐丰，然则供养二十五万余众，实是吃紧。更兼这南北二衙新军，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锐为范，甲坚兵利、食货甚丰，钱帛花费，倍于神策。度支经过计算，若如此养兵，每年足须耗费四百三十万贯！大王，中枢财政如何，无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岁入颇增，也不过七百六十三万贯，试问大王，如此可长久乎？”
李曜点了点头，道：“如此来看，军费开支所占国用比例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阁老也该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断，这才是军费大涨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时，军费也不过百三四十万贯左右。而且从国库盈余来看，虽然军费大涨，但国库反而盈余了二十余万贯，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说亏空——总强了不少。而且，孤预计今年国库收入还将继续上涨，阁老无须为军费担忧。”
刘崇望寿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这是避重就轻，想想还是算了。原来刘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说李曜借机将自己麾下的河中军改为南北二衙禁军，如此一来，朝廷出钱供应禁军，但禁军本身却只听命于他，未免太精明了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励工商，而连续的战争导致包括军械监自身在内的各种“工商企业”所缴纳的商税大幅提高，因而国库的确“扭亏为盈”，那朝廷欠大唐钱庄的钱只怕真要更多了。两相抵消，刘崇望决定忍了——少赚总比亏本好不是么？
王抟见刘崇望把话题引开，而李曜北上太原之事又无法再劝，只好也拿出政事来谈。便也拱手道：“大王，有件事须得大王首肯决断。”
李曜知道自己最近在朝中时间太少，朝廷里肯定堆积了不少只有自己才能定论的事情需要处理，便点头道：“王相公请说。”
王抟道：“沙州传来消息，沙、瓜两地豪族联手推翻李明振诸子统治，重新将归义军大权交还给了张承奉，如今张承奉遣使上表，请朝廷正是册封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如今朝廷究竟该命谁为正溯，还请大王决断。”
李曜却愕然一愣：“归义军？”
王抟等人同时一怔，秦王竟不知道归义军？
好在李曜脑中存着这具身体本身的记忆，忽然想起来归义军是怎么回事了——他只是此前从未关注过归义军，刚才才陡然一愣。
所谓归义军，是在宣宗大中五年时，推翻吐蕃而崛起的，其节镇治所在沙州——即后世敦煌。
所谓沙州，从汉至隋这一段时期，一直叫做敦煌郡，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两县。沙州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也是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大门，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唐初，大唐在河西节度使治下，有八军之说（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沙州的主要军事力量正是常驻边防军“豆卢军”约4300人。豆卢军的主要兵员为降伏唐朝的吐谷浑番兵——豆卢这名字有点怪，其实就是因为它就是出于吐谷浑语，意为“归义”。
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突厥和吐谷浑基本上已经是被大唐打得半死不活了，而吐蕃还是个成长中的楞头青，因此大唐在西域一直独孤求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凉州（武威），兰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均是唐在西域的重要城镇和半军事要塞，在令高仙芝“一败成名”的怛罗斯之战前，大唐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儿子肃宗却在灵武即位，于是玄宗就很莫名其妙的“被太上皇”了，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考虑到西域战乱不断，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很没有安全感的肃宗便命令西域诸军迅速勤王，一夜之间，大唐在西域的15万主力精兵奉命东进，西域立时处于军事真空状态。
本来在青海，哥舒翰的对吐蕃作战打的有声有色，吐蕃一时还要躲着这位名将走路，但大乱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战的大将们因为朝廷失策，陆续死于非命，吐蕃实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终于在乾元元年趁势北上，逐渐顶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宝应二年设立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河已西副元帅”(无风注：这名称没写错。)，这职位有点像明朝的辽东经略使，不过比经略使还要更惨的是，连像样的正规部队都没有，主要任务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抵抗吐蕃的攻势。
虽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在永泰元年在凉州抵抗吐蕃时，由于“士卒不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被沙陀人所杀。随后大历元年，吐蕃人攻陷河西重镇甘州，肃州。再第二年，作为杨志烈族弟而继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战事继续不利，只得“转进”到了沙州。由于吐蕃控制了大片中间地带，因此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只得各自为战。
杨休明大约死于大历二年，当时的河西观察使周鼎被迫挑起大梁。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逐一击破，最后周鼎发现，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也只限于沙州这最后一镇。
从大历五年(770)开始，沙州就一直持续受到吐蕃围攻，周鼎一边固守，一边不断尝试向大唐名义上的盟友回鹘求援，但是很明显，如果屠了两回洛阳的回鹘都靠得住，母猪肯定会上树了。看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打算焚城，率领军民突围东进。即使在对当时情况了解不多的李曜看来，这也是个非常不靠谱的决定——可以参考携带军民南下的刘备所遭遇的当阳长坂追击战。因此周鼎的决定立刻引发了沙州军队的意见分歧，具有强烈国家荣誉感的部将们认为一旦放弃沙州，沙州将“永不为唐土”。意见分歧随即导致暴力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安西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周鼎”，率领军民继续抵抗。
周鼎被杀之后，确实没人再主张突围了，但是军粮的问题仍然没解决。阎朝只好下令“出绫一端，募麦一斗”，搞了一次内部的石油换食品运动，可能大唐这时候的爱国情绪还比较浓厚，结果居然是应者甚众。但即使是这样，到建中二年（781）的时候，沙州还是弹尽粮绝了，面临绝境。阎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将绮心儿郑重约定，献城沙州民众将不会被外迁后，方才同意投降——这让李曜想起《天国王朝》里和萨拉丁相约、守卫耶路撒冷的巴里安。
于是十一年的沙州围城至此终于结束，虽然最终难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汉人大姓张、李、索等氏族都没有流离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够让归义军光复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当地民众虽然没有被驱逐，面临的也是噩梦一般的日子——如果仅仅是换个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问题是，吐蕃是个奴隶制的国家！(无风注：实际上一直到1950年西藏解放前，西藏还仍然遍地是农奴……)
结果毫无疑问，吐蕃人视汉民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当然不视其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断绝当地汉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脉和情感联系，吐蕃人还要求汉民不得穿着汉族服装，必须如吐蕃人一般，辫发左衽(无风注：汉服均是右衽，即衣服左领压住右领，对面看是个y形状，少数民族正好相反。这是由于汉族以右为尊，少数民族以左为尊，要把尊的一边掩起来。对于汉民来说，左衽的只有两种人，死者或者蛮夷，所以在一些汉人画作里面，有时能看到左衽的人，其实那是暗指已经去世的人)。每年的春节是汉人唯一被准许身着汉服的日子，沙州的汉人在家里穿着汉服祭拜祖先，都痛苦得泪流满面。
建中元年(780)，当时的太常少卿(礼部负责祭祀的官员)韦伦在奉命出使吐蕃后，路经陇西一带返回长安，一路见当地汉人“毛裘篷首，窥觑墙隙”，有人哭泣、有人向东跪拜、还有人密奏吐蕃在当地的虚实，盼望唐军前来收复失地。
但是很可惜，四十多年后，唐军依然没来。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前往吐蕃会盟，路过龙支城（青海乐都），有上千名老人沿路拜泣，自称是当年被俘的唐军，问当今天子安否，“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
一个“未忍”，道尽多少艰辛，不知听到这些话的刘元鼎，是难过、尴尬，还是无奈？
这一切，一直到张义潮举起光复沙州的大旗，才得到改变。
和后世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有相似之处的是：吐蕃人同样善战（确实给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攻占过长安）、也同样不善于管理。河西之地，本来土地并非贫瘠，在大唐统治时曾经修筑过很多水利和农业设施，但吐蕃统治之后，开始逐年荒芜。
同时，大唐在由盛转衰时，幸运地出现了一代名相李泌。李泌是中唐时杰出的政治家，历玄宗至德宗四代帝王，始终进退自如。在李泌的政策指引下，唐与回鹘、阿拉伯、南诏等国共同结盟、构建起了针对吐蕃的包围圈，吐蕃从此在政治上进入绝境，无力扩张。不能扩张，也就无法掠夺，不善经营管理领地带来的恶劣后果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会昌年间（841-846），由于连年灾害，吐蕃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饿殍遍地。会昌二年，吐蕃赞普郎达玛遇刺，死时无子，内臣立了他妻子綝氏的一个内侄名叫云丹的为新赞普（这人选离谱得真是太远了），自然引起多方不服，从此吐蕃陷入内战。
在内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人是原吐蕃大将尚恐热（又名论恐热），在击败了主要对手之后，尚恐热自封为吐蕃宰相，纵兵大掠河西，“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
大唐看出吐蕃的穷途末路，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仍试图派兵向西小规模进军。大中元年(847)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石门等六关和威州、扶州。吐蕃的凶残和唐军的局部胜利，刺激了张义潮最终发动了沙州起义。
张义潮，生于贞元十五年(无风注：实际上历史考证认为只是这一年“前后”，本书里只好定论，但请注意这只是小说之言。)，沙州敦煌县神沙乡人，是沙州陷落后在吐蕃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张氏在河西，是名门望族，世居沙州，张义潮的父亲张谦逸曾在朝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一代有史料记载的张氏兄妹共三人，长兄张义谭，相对低调的一个宽厚长者，一直自愿隐身于张义潮身后；姐姐张媚媚，出家为尼，法号了空；另外的幼弟，就是张义潮。
据传言，张义潮最崇拜的人是高仙芝部下的第一大将封常清，立志以封常清为榜样，曾一笔一画地抄写封常清在安史之乱中被诬陷处死前所作的《封常清谢死表闻》。耳闻目睹当地汉人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张义潮对吐蕃统治下的沙州现状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吐蕃之前的高压统治，一直隐忍到五十岁。
张义潮自幼习文练武，极有谋略。按照张家自己略带夸张的记载，是“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泛指兵书）之骨髓”。当此时机，张义潮“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
张义潮起义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方面：望族、僧侣和当地豪杰。当年沙州陷落的时候，名门望族的保全为起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僧侣的协助扩大了起义在民间的影响力和认同感；而豪杰成为了起义中的中高层骨干领袖，在张义潮和普通民众的中间层级起到了很重要的纽带作用。另外，作为兄长的张义谭也参加了起义，并起到了一定的领袖作用，也成为张家“双核心”之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起义爆发。义军趁城内吐蕃兵力空虚之际，发动突然攻击，“汉人皆助之”。吐蕃军在慌乱之中没有组织起有效防御，竟然被逐出城外，之后虽然不甘心进行了多次反扑，但终于没能夺回城池的控制权。在某些传说中还有“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的说法，李曜也曾听说，但他显然不信——他自己还能“引天雷”呢。
沙州光复之后，借此事件的影响力，河西地区的汉民起义此起彼伏，先后都和张义潮取得了联系，并陆续归附。张义潮作为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实际上已成为沙州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后续对策。
在起义之前，张义潮就已经明确的将“归国”作为口号。起义之后，一方面义军要面临吐蕃反扑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将“归国”的策略延续到底，张义潮决定向长安的朝廷派遣使者，传递河西光复的消息，并寻求朝廷正规军的军事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