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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怎么可能，你都没打开卷轴看！怎么可能选中！”刘战斗声嘶力竭地喊道。
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很简单啊。你的秘书进门送画的时候，右手一把抱起四卷，而左手只握着一卷，而且没握实，怕伤到画心。我想这位称职的秘书，肯定会对真迹格外小心保护吧。”
我刚夸完他秘书，刘战斗一口血喷了出来，真正字面意义上地喷血。我特别能理解他，这确实是太气人了。
刘战斗吐完血，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软绵绵地一声不吭。
我知道他死不了，便拿起那一幅夏圭的《云山烟树图》真迹，离开办公室。临走之前，我在走廊里还特意拍了拍那位秘书的肩膀，称赞他是个称职的好人。
我赶到樊波家里，樊波一看这画，大喜过望。我告诉他，这算是对当年樊老掌柜的一点补偿。樊波连连叹息，说他叔叔死的时候一直抓着他的手，说一定要设法把东西都赎回来。可惜他自己也混得很惨，除了每年坚持写申诉信以外，也没别的办法。说到这里，樊波居然哭了出来，说他没能耐，对不起老掌柜。
“这幅画也算是能告慰他老人家了吧。”我安慰道。
樊波苦笑道：“怎么可能，我得马上去把它卖掉。”他回头看了眼低矮阁楼里的床铺：“老人等着看病买药，小孩子等着上学，哪都需要用钱……”
我没说什么，这实在不好苛责。对他来说，古玩的艺术价值远不如它的商业价值重要，前者只关系到品位，后者却与生存相关，这是个最现实不过的问题。我宽慰了他几句，把话题引到樊沪记上去。樊波得了《云山烟树图》，心中卸下一块大石，说话自然也就痛快起来，给我讲起他在樊沪记的经历。
樊波说樊老掌柜原来是给别的大当铺做朝奉的，后来自己攒了点钱，在1927年独立出来，开了这么一间古董铺子，找到他这个侄子来做帮手。我一边听着，心里一边发沉。我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樊波，完全不懂古玩。他之所以在樊沪记工作，只是因为是樊老掌柜的亲戚。樊老掌柜也知道他的水平，所以只让他在店里负责打杂帮工护院，具体业务从不让他沾手。
古玩交易，是一桩隐秘交易，很少当人。樊波既然不参与业务，自然对里面的弯弯绕绕茫然无知。找他了解樊沪记的交易，就好像找银行门口的保安问贷款的事情一样。
“樊沪记有没有留下什么档案文字什么的？”
樊波摇摇头：“破四旧的时候都烧了。我申诉信里的文物清单，都还是从文物商店里抄来的。”
“那么樊老掌柜从前跟什么人打过交道？”我有点不甘心地追问道。
这个问题太大了。樊沪记虽不是什么大店，但也算是名号之一，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数不胜数。樊波呆了半天，才慢慢吞吞道：“我见过许多，都不记得名字。”
“他最好的几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我问。樊老掌柜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古董圈里的，说不定能知道樊老掌柜收购缺角大齐通宝的内幕。
樊波想了半天道：“跟老掌柜最好的，应该是一个叫周顺勋的先生。”
“哪家铺子的老板？”
“呃……不是卖古玩的，是晋京汇银号的经理。”
“这个周顺勋先生在哪里？”我问。
“49年去台湾了。”
“啧。”我大为遗憾。
樊波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满意他提供的消息，便说道：“周先生人很好的，每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有时候还打赏我几块钱。老掌柜常说，没有周先生帮忙周转，就没有樊沪记，让我见到他一定要客客气气的，不可无礼。”
我猛然抓住他肩膀：“你再说一遍！”
“周先生人很好……”
“下一句！”
“老掌柜常说，没有周先生帮忙周转，就没有樊沪记……”
我眼睛一亮，我都已经绝望了，可没想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古董这个行当的特点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一件古玩，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很难预料。小规模的铺子，都是靠本钱周转，现金流很容易断裂，稍有不慎就会赔得倾家荡产。但清末以来，西方银行业进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金融理念，尤其是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地区，外国银行、本国银行加上大大小小的私人银号多如牛毛，给了古董商们一个新的选择。
比如说他们看中了某件货，恰好钱不凑手周转不开，就拿一件古玩去找银号做抵押贷款，贷出现金把货收到手里，等周转开了，再去还钱赎回抵押品。这么做，实际上就等于把积存货品转换成流动资金，手段灵活，收货快，利周转，尤其对一些想收大货的小铺来说，非常重要。
樊沪记规模不大，如果要收购像缺角大齐通宝这种级别的古玩，自己出钱风险太大，很有可能会走银行贷款的路子。这种贷款，势必要找相熟的人。听樊老掌柜这句话，显然周顺勋所在的晋京汇银号，是樊沪记最常去贷款的渠道。
古玩和金条、房子、工厂之类的东西不一样，专业性太强，估起值来有难度，种类又是千变万化。所以银行做这种贷款，都会把货物和抵押品信息附在账本右侧，什么种类、什么样式、什么颜色花纹、什么质地等等，以便查询评估。五脉作为权威鉴定机构，经常会被银行请去做评估，所以我对这一套知之甚熟。
换句话说，如果能查到晋京汇银号的账本，说不定里面就有戴熙字帖的详细资料。
我又问了樊波几句关于晋京汇银号的问题。樊波只知道这家银号是京城一位山西籍大员开办的，总号在北京，在上海等地设有几个分号，规模不算大。与其说是银行，倒更像是私人高利贷。我心里有数了，像这种银号，组织非常严密，每个月掌柜的都得向总号报账，账簿也要定期封存运到北京的总号存档。
如果是别的人，可能就放弃希望了。事隔这么久，又经历了这么多次变乱，恐怕这小银号早就倒闭了，去哪儿找啊？
但我还不算完全绝望。
因为我恰好认识这么一个以收集档案为乐的家伙……
我匆匆告别樊波，离开弄堂，找了个能打长途电话的地方。
我不是打给郑教授或刘一鸣，而是打给图书馆。
我去找《清明上河图》照片的时候，图书馆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你想找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都能给你挖出来。”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直记在心里。他专注收集各类破旧档案这么多年，说不定真能查到点东西。
图书馆接电话的时候很不耐烦，大概是在忙着什么事被打断了。我说我是许愿，他停了一阵，才说：“哦，是你啊，什么事？”我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啰唆：“我想要查一个叫晋京汇银号的账簿，你那里有没有？”
“两万。”图书馆一点都不含糊。
“我只是查一下，不是买。”
图书馆道：“这么冷门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我还得给你翻去。检索不要钱吗？”
“那也用不了两万吧？上次你不是才收了两千么？”
“哼，你还好意思说！早知道你会报纸上弄出那么大动静来，我应该多收你十倍才对。”图书馆恨恨道，又对着话筒道，“我就是这个价，不愿意你找别人去。”
“对了，上次你给我喝了一杯橘子水吧？”我陡然之间转移了话题。
“早知道老子一杯自来水都不会给你！”
我说道：“那天我离开以后，直接被送去了301抢救，差点死了。医院有书面的诊断结果，说是因为那杯过期橘子水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