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7节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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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见一时半会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意见来，商毅也决定今天先散会，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

商毅回到后宫，也就是李华梅进宫的时候，当天晚上，商毅也放下了这些烦心的事情，和李华梅渡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一早，李华梅赶到统战部去办理辞职手续，而经过了一夜休息的商毅也神清气爽的又来到内阁，重新开始内阁扩大会议，讨论解决上京请愿的事梼。

这次内阁扩大会议，还邀请了来自国会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三人，因为这次上京请愿，虽然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事件，而黄、顾、方三人既是国会议员，也是当代知名的学者，因此请他们参与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经过了一天的休息之后，众内阁的官员也都从昨天的突然中回过神来，并且也都在家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考，因此在今天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基本思路：请愿书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肯定是不能答应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三百多人怎么来处理，好顺利的解决这一事件。

随后有人就主张将，于脆将这些人全部都遣送回原藉去算了，因为他们留在南京，总是一个大麻烦，现在虽然安抚下来，但很难说以后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如果有人不愿离去，则可以由皇帝或内阁下达行政命令，将他们强行遣返回地方去。

也有几名官员对这批上京请愿者非常不满，没事好端端的，在家里待着不好吗，跑到南京来闹什么事情，因此认为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惩处，可以取消他们以后参加科举的资格，更有甚者，主张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收监关押，判个几年再说。

不过这个意见也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因为民间人士进京请愿，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体现地方民间情况的一种图途，并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他们在京城里也没有闹事，根本就没有抓他们的理由，而且商毅称帝之后，一向主张坚持法制，杜绝人制由其不能以所谓大不敬、惊驾、违禁的莫名其妙的罪名，胡乱抓人关人。

另外这三百多人在地方上也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其中也不乏地方名士，有一些人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还有认识，当然不愿意将他们釆用抓捕入狱，而且这样做对朝廷的名望也是不利；而强行遣返，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强行遣返，必然会对帝国产生不满心理，难免会在地方上有所怨言，而地方又偏离京师，有可能会造成地方上出现动荡。

因此王夫之就主张，还是应当以好言安抚，劝说，争取能够说服他们，自愿返回原籍，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朝廷也可以适当做出一点让步，或者说是怀柔，比如在他们提出的十二项要求中，釆纳一二条无关大局，或对国家政策响影不大的意见，并且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嘉奖虚名称号，这样既可以平静的解决请愿的事件，也可以显示帝国的宽大和仁义。

大部官员都赞同王夫之的主张，由其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甚致都自告奋勇，愿意出面去劝说这些请愿者，毕竟如得处理方式太过份了，对国家也并没有好处。

但也有人对王夫之的建议提出了质疑，李岩就认为，王夫之的想法虽然不错，但能不能说服得了这些人，还很难说，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采纳一二条不痛不痒的意见，或赐几个无用的虚名，恐怕很难让这些人心悦诚服的离开京城。

而李岩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内阁官员的想法，因为一但劝说无效，那么对帝国、对内阁的权威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说不定还会让这批请愿者越弄越来劲，到了那时内阁反到骑虎难下了，因此怎么个劝法，首先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当然平和的解决这一事件的基调，还是定了下来。

而王夫之等人听了以后，也觉得心理有些没底，毕竟他们也知道，这批人都是非常顽固，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因此全场一下子也都静默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商毅的身上，这个时候只能由商毅来拿主意。

刚才众官员发言讨论的时侯，商毅一直都没有发言，只是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说，他当然也不同意釆取过激的做发，除了刚才众官员发言的理由之外，商毅也不愿意开这个坏头，一切都用权力来强行解决，治国毕竟不同于打仗，可以快刀斩乱麻，还是应该多勾通、协商来解决。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商毅笑了一笑，道：“诸位所说的都没有错，对这些学者上京，也是为朝廷进谏言，应当礼相待，晓之以理，使其心悦成服，自愿离京，但以这些人的态度，一味正面好言相劝，恐怕难有效果，因此朕有一个想法，不如就搞一个辩论会，对他们提出的这十二条意见，一条一条的进行辩论，真理都是越辨越明，让他们辩输之后，服服气气的离开南京！”

等商毅说完之后，在场的二十余位官员也都怔了一怔，被商毅这种奇思妙想的办法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而商毅接着又道：“而且这次辩论的内容，全部公开进行，可以任甴南京的学者、学生傍听，并且将双方的发言全部都记录下来，在报纸上公布发行，并且结集出版，让天下学者、学子都能够看到，这样就算是辩不出一个结果来，孰是孰非也可以由天下人去评说！”

王夫之这才明白了商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把一次政治事件转化成学术争论事件，这样就好办多了，而且辩论多久都没有问题，这边该辩还辩，而内阁还是该干嘛干嘛，不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就当是把这三百多号人养在京城里吧，另外王夫之对辩论还是有充份的信心，一来他认为现在帝国实行的这些国策是决对正确的，当然不怕辩论，而且这近两年以来国会一直都在各种辨论中渡过的，在这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有辩论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理是不行的，还要能够充份的表达出来。

而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也认为啇毅的这个意见可以一试，致少比一味的劝说靠谱一点，其实在讨论学术的时候，也经常会进行辨论，有时是面对面进行，有时是通过书信来往进行，在南宋期间，就发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两次很要的辩沦，一是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进行了“求知”和“求心”之辩，另一个是在稍后一点的时候，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以书信来往的形式，发生了王霸利义之争，这两次辩论，对于各人对自己的学术完善，以及思想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进入明朝以来，虽然没有再发生像这两次辩论这样有重要影响的辩论了，但明朝各学派学者在交流之中，互相辩论也是常事，甚致从另一面来说，举行这一次辩论，对于学术交流来说，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现在中国的新旧思想冲突，这些学者们都能够感觉得出来，如果举行一次辩论会，让新旧思想来一次正面碰撞，对于新思想的宣传和发展，加强新旧思想的交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也是非常有用的。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支持商毅的意见，而虽然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保留，但因为是皇帝的意见，也不便反对，反正也可以试一试。

见众官员基本都赞同自己的这个主意，商毅也立刻下令，让内阁来安排，首先是要通告给这些请愿的人员，因为辩论是双方的，对方要同意才能够举行。

在接到了内阁的通告之后，几名组织者只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就答应了下来，因为进京请愿的人员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就不该害怕辩论，另外在进京之前，领头的几个学者也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现在大部人都知道国会的运作方式，因此也有人做好了准备，在国会中进行辩论，甚致还想过可以一举成名，虽然说这次不是在国会中进行辩论，但却是完全公开，见报，而且还可以结集出版，也算是另一种成名的方式。

双方都同意了举行辫论，那么接下来就是协商辩论的规则，每一场辩论的辩题、出场人数，发言时间，违规人员怎样处瑵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毕竟辩论不是吵大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是漫无边际的跑题等等，在这方面国会经过了几年的运作之后，有足够的经验，而且规则对双方都是有效的，因此请愿人员也没有异议，全部都答应了下来。

于是双方都开始积极的准备，而这次进京请愿的行动，也在商毅巧妙的引导下，偏离了当初的目标。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一章 南京风云（五）

虽然商毅最初的想法，是弄成一场新旧思想正面碰撞、交流、沟通的辩论，但这一次辩论最终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的范围之深远，参与的人员之多，在中国思想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造成的决突之大，都远远超出了商毅的预期目标。

按照内阁的计划，这一场辩论是在四月十日，定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辩论的题目就是请愿的第一条：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双方各出五名代表出场辩论，而傍听的人员约有八百余人，除了请愿人员全部出席之外，其余的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南京学术屇的人员。

内阁方面对第一场辩论是做了充份的准备，在辩论的一开始，就紧紧抓住“施行古制”这一点中的“古制”两个字，到是那一段时间才算“古代”，是不是只要以前的朝代都算古代，还是以传说中的“上三代”才算古代。

而请愿代表只能回答是上三代的制度才算古制，但内阁一方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口实，质问请愿代表，上三代到是推行的什么制度，中央机构是怎么设制，地方行政又是怎样安排，权力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制定的税赋制度，结果问得请愿代表哑口无言，根本就答不上来。

言必称上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章的一个特点，因为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上三代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大同社会，反正就是上三代什么都好。

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其实谁都知道，所谓“上三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一是时代久远，二是史料缺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因此就全部推到“上三代”上面去，“上三代”就是这样做的，就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也是假借托上三代，说白了就是把上三代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说都行。

而请愿者将“施行古制”列为第一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帝国是刚刚建立的新朝，百废待新，没法用祖制来压服新朝的制度，只好推到古制上面，但却又被内阁的代表紧紧抓住，结果弄得十分难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把目标集中在后一句“以仁义礼信治国”上，说上三代的精神就是以仁义礼信治国。

但对这一点，内阁一方同样也作好了准备，立刻列举出种种例子，证明帝国确实是在推行仁义礼信，并没有疲弃上三代的精神，而这时请愿者一方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于是也引经居典，开始了辩论。

不过在辩论之前，内阁一方就做好了每一场辩论的基调，就是决不和请愿者提出的这十二条要求搞对立，而是尽量证明帝国的政策当中己经包括了这十二条，只不过除了这十二条之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在这方面，内阁显然就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找出多的实例证据来，而请愿者一方则是绝对的对立，就是一付有你无我的架式，另外也只能照读经典，举不出多少实例来，面对面的辩论，也没法使用大扣帽子，强词夺理之类的手段，这样一来内阁一方自然就在辩论中大占上风。

结果双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才结束，尽管最终并没有宣布谁胜谁负，但在辩论时过程中，请愿的一方多次被内阁问得答不上来，而内阁一方一直都振振有辞，有理有论，因此结果也自然分晓，请愿方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辩论会场，但关于这次辩论话题的议论，却一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成为南京学术届议论的焦点话题。

随后在四月份里，南京师范大学又继续举行了两场辩论，由于有第一场打底，而且各家报纸也都大加宣传，因此傍听的人员也大大增加，在第三场辩论的时候，傍听的人数达到了二千三百余人，有一半都在会场以外傍听，其他学校，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的许多学者也都赶来傍听，而且每一场辩论之后整理出来的文字稿，都会被抢购一空，一时也是万人空巷，洛阳纸贵。

不过由于请愿一方在大道理上确实是占不住脚，而且辩论的经验和技巧也都不如内阁一方，结果这三场辩论中，尽管请愿的一方每一次都更换了参与辩论的人员，但都明显处于下风，因此请愿的一方也有些着急了，于是也向内阁提出要求，停一段时间，好让自己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收集足够的资料，而内阁一方也表示了理解，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

而这时有一些倾向于请愿一方的国会议员也来拜访请愿者，教了他们一些辩论的技巧，并且制定了辩论的基调，首先就要尽量放弃那种绝对对立的态度，尽可能模糊自己的观点，寻找对方的弱点，同时也有支持请愿方的学者也纷纷为他们出谋划策。

第四场辩论在五月五日举行，而应各方的要求，这一场辩论设在南京工程大学举行，并且随后的辩论，将轮流在南京、杭州的大学中循环举行，而每一场辩论的谤听人数不能超过八百人，而请愿一方只能出席二百人，但在每次辨论之后，将在第一时间将辩论内容张贴出来。

因为做足了充份的准备，因此请愿一方的表现就好多了，至少己经可以和内阁一方有来有往，争上几个回合，不致于全无还手之力，但在无形中，请愿一方的所持的观点已经缓和了许多，至少不和朝廷针锋相对，同时在辩论的话题上，也更多的偏向于学术思想方面，而减少了许多政治方面的味道。

而这次辩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由南京一直影响到周边地区，由其是那些请愿者来自的地方，对这次辩论犹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这一次请愿行动的成败，另外不仅仅是在南京，在许多地方，也针对这一次辩论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并也进行了不少的辩论，尽管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不能与南京辫论相比，但对于扩大这次新旧思想的影响力，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有众多的学者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着书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争论，也在中国展开。

在南京的辩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才结束，其中一共进行了二十三场辩论，有七场在杭州的大学里举行，并且还有两场应商毅的邀请，在皇宫里举行。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请愿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毕竟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己经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还没有达到质变的地步，但己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而经济的发展，也就需要新的思想基础，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己经发生了动摇，因此新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而且商毅需要没有利用政治权力强行推进新思想，但却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引导，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并不是要彻底放弃旧思想，只是抛弃旧思想中一些保守、落后、迂腐的东西，加入一些开放、积极、先进的观念，因此这场辩论的成败，其实是早就注定下来的。

而在辩论的同时，《中华时报》也不忘利用这次辩论，为商毅造势，称赞商毅的胸襟开阔，能广开言路，察纳善言，并不独断专行等等，因为有事实为证，因此对商毅的声望，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于安抚地方的反对情绪，也起了不少作用。

最终请愿者虽然还有所不甘心，但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各自返回地方，毕竟辩不过内阁，留在南京也没多大的意思，而内阁也好说好散，还给每人返回的路费，一切也都做到仁至义尽，也让这些请愿者没话说。

但等请愿者各自回到地方之后，才发现今年的省试早己经结束了，但这一次，民间的情绪也明显平稳了许多，毕竟谁都知道了这个大势己经不可改变，因此也有不少学子终于开始认真的学习自然科学，以便在下一轮科举中有所表现，毕竟十年寒窗苦溪，不就为了一朝蟒袍玉带，出人头地吗，既然科举要考自然科学，那么就好好的学习吧。

而请愿者虽然离开了南京，但这次新旧思想的辩论却并没有结来，而是从南京一直发展到了各地方，新旧思想的碰撞，也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其中也几经起伏反复，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七十余年，一直到中华帝国的第四任皇帝继位期间，新旧思想的争论才基本结束，新的思想体系才基本形成，从而中国也正式进入到近代国家时期。

在后世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将这一段时期确定为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而这一次南京的辩论，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二章 殖民法案

就在南京正式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同时也是将这次进京请原者的视线完全转移开，而且就第一场辩论开始之后，南京内阁、国会也恢复了正常的行政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