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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抱负和理想的读书人会有自己对世道的理解和思路，然后通过做官来实现，就连浪漫主义的李白也有澄清宇内后功成身退的理想，只不过他实际在为政方便不擅长罢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要进行一种新政，过程是这样的：一批有同样想法的大臣掌握权力之后，由一个重臣提出主张进行论证，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然后就开始施行。
薛崇训就打算这样干，物色一个大臣来主持这场科举革新。如此一来万一变法不利，名义上是一部分臣子在政见上的错误，和大晋这个政权没有关系，责任可以由一些大臣来扛，还有缓冲挽回的余地；若是皇帝亲自主持，一旦失败就是晋朝廷本身不行，至少说法上是这么回事。比如薛崇训熟读的《王莽传》里王莽称帝后亲自颁布的一系列错误圣旨，导致经济崩溃，愤怒的世人目标就直指新朝这个政权，觉得还不如刘汉。
当今朝廷，最有分量的大臣无非就是内阁、政事堂两个衙门的十个人，一处是薛崇训的心腹，一处是声望权位都足够的两代元老。若是政事堂六个人里选，只能是张说来主持，以前其父官位很低，张说本身就是科举进士出身，文采和能力一流，自己还爱好写书；内阁四人，杜暹长于打仗，文采稍逊；王昌龄好像不太支持新科举；张九龄和苏晋比较适合，资历也差不多，但苏晋有拥立首功。
薛崇训权衡之后，觉得让苏晋来主持会比较顺利，他至少是一心支持薛崇训的，不会在具体办事的时候来回周璇，对薛崇训实现自己的想法更有利。
但内阁学士虽然参与军机要务，品级却只是五品，苏晋也不例外。让一个五品官来主持天下科考的革新，好像不太严肃。所以薛崇训在开始正事之前要做很多准备的布局。
在此之前他就肯定了杜暹攻占营州的功劳，当时的考虑不仅有东北军事权重以及防止河北胡化，还有就是给杜暹升官奠定理论基础。
不久薛崇训就下旨，让杜暹卸任南衙十六卫名誉武官衔，晋升为从二品东宫太子少保。至于薛崇训没有太子那并不重要，什么太子少保本身就是虚衔，什么也不用干的。什么也不用干也不等于毫无作用，作用就是提升杜暹的品级。他一个干着五品学士实权的官僚挂着从二品的品级，本身就是在提高内阁学士的地位。
又有开疆辟土的功劳为理由，杜暹升级也就无可厚非了；内阁学士里头有个从二品的人，到时候苏晋提出科举变法，薛崇训便能顺理成章地将苏晋也提到从二品，况且苏晋本身就有拥立之功，被升为二品也没人会非议，不然你还能说人家拥立错了？
薛崇训设计好了步骤，便开始构思新科举的框架。科举制度通过宋明的不断变化，是渐渐发展到成熟的，除了薛崇训没人能一下子凭空想出一套合理的办法来，这个事儿还得薛崇训自己去琢磨。
首先是科考的内容取决于薛崇训重视哪方面的才能，在他的想法里，礼、谋略、科技应用三方面是最有用的，前者是奠定天地君亲师常纲的基础，这是维护薛崇训自己统治的基本秩序，在他还没办法制定一套被人接受的秩序之前，是不能破坏原有基础的，而且他自问没有达到自己去削弱自己权力的境界，也无法想通已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有什么动力去推行“民|主”；后者前所未有，因为古人没意识到技术的作用。
其他的如诗词歌赋等文化方面，薛崇训觉得根本不用考，在官场士林一样能发展，因为此时大家逢场交往就要用这些东西以显示品味，这是流行，难道现代应试非要考唱流行歌曲不成；至于道德品格……只要没有作奸犯科的经历，也不好辨别，薛崇训对于朝里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也没觉得他们有多高尚，太高尚的人很难混到那些位置。
决定了轻重，然后薛崇训便开始尝试设计规则。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杂乱，如科目居然有五十多科，而且考试并不是脱颖而出的充分条件，虽然应试制度有很多弊端，但公平性显然比唐朝的制度好得多；薛崇训打算借鉴的制度并非唐朝和武周时期的一套，实际上晋朝建立后这些东西仍旧照着前唐的惯性在运行，他想借鉴的是明朝的三级考试，在规则上制度化和标准化……明朝制度才是封建中央集权发展最成熟的规则；至于最后一个王朝清，只能是作为少民奴役大多数汉人的成功典范，比成吉思汗还要厉害，但制度上照抄之后华夷结合，画虎不成反类犬。
正式科举三级，步入科举道路之前需要取得生员资格，有资格的生员一律称为秀才。
资格考试为三步，这三步基本照抄明朝后稍作改变。三步从由低到高的行政级别进行，晋朝延续李唐覆灭前夕的地方行政区划分州、县两级，除此之外还有“道”这个级别实际不属于行政级别，天下十五道没有制度性的衙门，只有中央委派下去起监察地方施政的御史，但可以在采访使治所设置学政衙门，从而形成三级考试。
第一步，只要是晋朝管辖地盘内的人，士、农、工、商、军籍贯的三代无作奸犯科记录者都可以参加（较明朝范围更广），由各地县令主持很简单的入门考试，主要考读书写字、算术，也就是身家清白、识字、智商正常的人都可以入门了；第二步由各州刺史安排官员进行州试，参加这一步考试需要本县秀才数名担保身家清白，第一次因为没有新制度下产生的秀才只有取消这个步骤，考的内容和第一步差不多考题稍难，关键是要读书识字和有点头脑，然后确认是良民出身；
以上都是一年一考，比较容易。最后一步是各道学政衙门专业主持的三年一考的院试，合格的就是各州治所的州学（州治所不设县）、县学的合格生员，成为秀才，有资格进入科举道路了，这一步考试的内容也是薛崇训革新的关键。三场考试，三个内容：经义（读通传统典籍）、策问、数学。
内容没有诗赋，实际上就算在明朝最后一场诗赋考试也不是那么重要，聊胜于无的考试。但薛崇训改成数学之后就不会不重要了，因为数学本身就容易判断正误，答案是标准的，不会做没考合格就肯定没法通过。运作起来也简单，薛崇训自己出题就行了，然后给考官下达答案，照着批阅试卷就行，就算考官自己没读通《数学》只要学了阿拉伯数字的规则，也能批阅出成绩来。
薛崇训的想法，只要是进入科举的读书人，都有各方面的基础。这些选拔出来的士人有数学基础，以后薛崇训想在翰林院设置其他理科方面的研究部门就好找人了；就算没有这方面志向的人，也不影响他们专攻策问，以前学的数学当做锻炼思维并没有什么坏处。
另外为了革新科举方面的公正制度，规定从资格考试的院试开始批阅试卷之前都要让书吏誊抄答卷、封上姓名；所有考试不需要用固定的模式做文章（除了数学），规定一个字数范围自由发挥。
取得生员资格的人以及家人免徭役，不用再被点到去修河、工事、宫殿、运军粮等差事；进入州学县学学校读书要进一步进取的优秀人才可以得到国库财政补贴，但依旧交税，真是一穷二白出身的人也交不了多少税，况且全家还免了征丁这项大负担。薛崇训这样构思是为了防止后期生员一多还当地主、大商人，造成财政困难。
第七十四章 下诏
薛崇训想了很多，然后又来到了金城那里，让金城代替三娘为他的想法做笔录。因为他觉得金城好像天生对某些新事物很有理解能力，与其说是让她帮忙记录，不如说是一种倾述，倾述自己的思想。
前世有个人说了一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有一次他闲下来无聊，便随口对一个女人感叹了一句：独行是因为无人分享。然后那个人说了那句话，当你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有人分享的哦。当时他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所以记忆尤深。而今到了“一定”程度，已位极人间，才有了新的一番境界，其实独行是无论谁都会面对的，哪怕他是人人奉承的天子。所以才需要倾述。
薛崇训很随意的姿势坐在蒲团上说了很久，停顿的时候，干脆把双手抱在后脑勺上，仰躺在地板上了。幸好金城的宫里一尘不染，就算是地板上也非常干净。他躺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转头一看正好看见挂在墙上的一幅水墨山水画，气势磅礴意境高远。他忽然想起一个词来“卧游”，好像呆在屋子里也能感受到山川之间的意境。
安静了一会儿，他又继续缓慢地说道：“定好科举资格后，首先要改变是翰林院和国子监，然后才能设定分科、分级的科举体系。翰林院要分文、理、艺三类，而国子监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金城公主听罢脸上闪过一丝不解，薛崇训看在眼里，明白她的疑惑：为何还有艺这一类？一开始就取消诗词歌赋的考试，而且试卷在批阅前要重新誊抄，书法也就不重要了，更不考丹青和音律，翰林院却要专门设这一类，不是和实用基调相悖？
薛崇训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但他认为这个和新科举奠定的实用性并不矛盾，因为他想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
但他此举只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却无法像推论公式一样对结果进行阐述论证。更无人能帮助他进行论证，他是称孤称寡的人，是独|裁者，所以有时候重大决策竟然只能靠直觉，也许这只是一场豪赌。
“文修史、参政、拟旨；理研究数学、物理、化学，顾问户工科；艺修书画、音律、棋艺等。”薛崇训慢吞吞地说完，又停顿了片刻继续道，“之后是分类科举的体系。但凡有生员功名的士人开始分类，第一种为进士科，考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主考经义和问策，乡试之后成为举人，举人可以候补做官；也可以进入国子监继续学习考会试、殿试成为进士；进士必然有官位，最低外放做县令，最有才能的人到翰林文院任职。
第二种考国子监的理学类，第一科就考数学，经义与问策科作为次要；这类监生可以考翰林理院，赐进士出身，之后在翰林院研究理科，或出任中央户部、工部官职；也可以候补地方各级户、工科官位。
第三种直接考武举，武举可以到飞虎团训练之后任命为武官；也可以继续考武备堂，赐武进士，为大将之才。最后一种是对于琴棋书画有造诣和突破的人，最后可以进入翰林院，也赐进士出身。”
薛崇训初步拟出这一套制度，以科举所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再配以其他两种次要的授官方式作为补充：一种是有出身和爵位的贵胄世袭爵位，逐代降低勋爵；另一种是有功劳的大臣子弟可以免去前期科考，直接进入国子监为“萌监”，能以举人的身份授官，也能直接和其他国子监生一起考三科进士。
他构思之后又拿来笔录的草稿亲笔进行修改和整理，反复斟酌和思索，这个过程花了好一段时间。最后自认为以明代制度为框架的体系还算比较合理，终于接见了苏晋，准备让这份卷宗开始实施阶段。
卷宗作为密文交到苏晋手里，不得公诸于众，薛崇训让苏晋先看看，然后才决定愿不愿意接手。在召见快要结束的时候，薛崇训很认真地看着苏晋道：“你不是一定得办这件事。”
苏晋外号苏侍郎，阅近官场起伏，他刚拿到密卷还没来得及看，单从薛崇训那句平淡的话里就听出了两个玄机。首先这事儿是一个机会，薛崇训为了回报他的拥立之功，必因这件大事而让他位高权重，不然这么多朝廷重臣为何独选他？然后此事有风险，责任重大，所以薛崇训才会特意说“你不是一定得办”。
苏“侍郎”将卷宗密存在内各衙门，每日上值之后才取出来在书房中细读。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皇帝亲笔，可见薛崇训对此事的重视。苏晋阅读了两遍，对变法有了自己的预测：可能进士科将是士人追捧的科目、其他类会变成冷门，因为进士科更适合一心仕途的人，而经义问策也是读书人更熟悉的内容（不过从生员资格的关口就普及了数学，显然达到了皇帝的期望）；然后这样标新立异的科考内容会在士林中争议，肯定不是谁都会称道赞成的法子。
数日之后苏晋就准备拟奏章正式上书，由自己提出这项变法。无论风险如何，皇帝给了机会，没有退缩的道理。
正式的奏陈，先是政事堂的宰相看到，按照规矩要给出处理法子，再递到内阁、皇帝那里。但这回苏晋的奏章政事堂没有批阅，只是看了一遍就直接送内阁去了。宰相们一看内容，又是阁臣苏晋上得奏章，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它并非苏晋的政见，根本就是薛崇训的主意，和苏晋唱双簧罢了。
薛崇训打算先把这份奏章拿到内朝里和大臣们议论一番，探一下两个衙门大臣的态度再说。这次御前议事参与的南衙重臣一共就那十个，一个也没缺席，薛崇训少见地穿戴正式在紫宸殿参与。
一开始众人都显得很谨慎，因为人们一旦露出了自己的态度，以后就不便改变了，否则会给人政见不坚定的印象。苏晋按照薛崇训的密卷内容在内廷里详细阐述了一遍，薛崇训也不轻不重地问了些问题，最后询问大臣们的意见。杜暹先赞成了苏晋的奏章，接着内阁另外两个人也赞成了，这倒是他们事先就商量得差不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