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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瑞麟傍边的幕僚卖着关子说道。
“不行。”何宏俊和瑞麟同时说道。
“他的年龄太小，虽然懂一些洋务。但是，他并不适合，当总办。即使我把他扶上这个位置，以他的资历，是坐不稳当的。他要是再大一点，说不定我真把他扶上这个位置。现在不行。”瑞麟说道。
“我是要准备考状元的，现在绝对不会，掺于你们的事情。所以，你们别打我的注意。”何宏俊说道。
“当然不是你，听说何耀章的人目前正闲赋在家。他正是员外郎。”幕僚说道。
“他父亲？懂得洋务吗？”瑞麟问道。
“何公子现在懂得这么多，必与其的教导有关。想来也应该是通晓洋务的人，而且我听说何耀章大人，造福一方，为官清廉，在任上，不成克扣粮饷。只是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性格不受同僚待见，升职以后，一直在等待职缺。”幕僚说道。
说到这里，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不过所有人也都听明白了。这个职位不仅要懂得洋务，关键这个人还不能贪。毕竟是几十万银子，一旦有人贪腐，那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瑞麟向何宏俊问道。
何宏俊苦笑了一下回答说：“这种事情我能有什么意见？再说即便有，我说了也没有用啊！”
瑞麟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看了一眼何宏俊，然后说道:“那就是何耀章了。”、
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春节，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早在南北朝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乾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若干年前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不名一钱”。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皇帝。我想再补充一句，乾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所以说清官在这个年代是混不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