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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塌。”
（一九四四年八月）
诗与胡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重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
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份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
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菜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姊，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再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诗。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风来小小的院子里，数完了天上的归鸦，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黯色之家浴着春寒，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青青的，平如镜的恋，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对于瓦雀与幼鸦们，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婷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份真是好：——三年前，夏色瘫软就在这死市你困惫失眠夜夜色磅礴言语似夜行车你说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我说种‘片刻之恋’吧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压得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怆。再如后来的疲于喧哗看不到后面，掩脸沉没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
写 什 么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地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窠，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传奇》再版序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上海已经过了时的蹦蹦戏，我一直想去看一次，只是找不到适当的人一同去；对这种破烂，低级趣味的东西如此感到兴趣，都不好意思向人开口。直到最近才发现一位太太，她家里谁都不肯冒暑陪她去看朱宝霞，于是我们一块儿去了。
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嗄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一个穿蓝布大褂的人敲着竹筒打拍子，辣手地：“侉！侉！侉！”索性站到台前，离观众近一点，故意压倒了歌者：“侉！克哇！克哇！”一下一下不容情地砸下来，我坐在第二排，震得头昏眼花，脑子里许多东西渐渐地都给砸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在西北的寒窑里，人只能活得很简单，而这已经不容易了。剧中人声嘶力竭与胡琴的酸风与梆子的铁拍相斗。扮作李三娘的一个北方少女，黄着脸，不搽一点胭脂粉，单描了墨黑的两道长眉，挑着担子汲水去，半路怨苦起来：“虽然不比王三姐”两眼定定地望着地，一句一句认真地大声喊出。正在井台上取水，“在马上忽闪出了一小将英豪”，是她的儿子，母子凑巧相会，彼此并不认识。
后来小将军开始怀疑这“贫妇”就是他的母亲，因而查问她的家世，“你父姓甚名谁？你母何人？你兄何人？”她一一回答，她把我读作“哇”，连嫂子的来历也交代清楚，“哇嫂张氏”黄土窟里住着，外面永远是飞沙走石的黄昏，寒缩的生存也只限于这一点；父亲是什么人，母亲是什么人，哥哥，嫂嫂可记的很少，所以记得牢牢的。
正戏之前还有一出谋杀亲夫的玩笑戏，荡妇阔大的脸上塌着极大的两片胭脂，连鼻翅都搽红了，只留下极窄的一条粉白的鼻子，这样装出来的希腊风格的高而细的鼻梁与她宽阔的脸很不相称，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生在脸的两边，近耳朵，像一头兽。她嘴里有金牙齿，脑后油腻的两绺青丝一直垂到腿弯，妃红衫袖里露出一截子黄黑，滚圆的肥手臂。她丈夫的冤魂去告状，轿子里的官员得到报告说：“有旋风拦道。”官问：“是男旋女旋？”捕快仔细观察一下，答是“男旋”。官便吩咐他去“追赶旋风，不得有误”。追到一座新坟上，上坟的小寡妇便被拘捕。她跪着解释她丈夫有一天晚上怎样得病死的，百般譬喻，官仍旧不明白。
她唱道：“大人哪！谁家的灶门里不生火？哪一个烟囱里不冒烟？”观众喝彩了。
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
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所以西洋有这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炎樱语录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noarmful。”）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
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